弘揚中華文化就是要重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。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就在於國民有為國，為民的思想和把自己的智慧、才能和理想奉獻給偉大的民族復興事業上。因此，總結和發揚五千年中華民族積淀的智慧和合符現代哲學、倫理及文學思辯的觀點，來培育和樹立人生觀和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及思維方式，對民族復興大業極為重要。
從中華文化的發展和歷史發展來看，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韓非子、或後來的董仲舒、王充等，都是主張通過為人、修身擴而為家，為國做貢獻。中華文化提倡的實質就是一種人生的價值觀。人不是孤立存在的，他有家庭關係，社會關係，他和民族國家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的。所謂價值觀，實質上就是處理這些關係和矛盾的價值觀念。
人與自我關係，也就是人格的養成。孔子曰:『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』也就是說，每一個人都應有獨立人格，獨立意志，是做人重要的宗旨。孟子說，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』社會提倡崇高的人格，意志不動搖，在中華民族中具有普遍意義。莊子也說:『大澤焚而不能熱，河漢畬而不能寒，疾雷破山、飄風振海而不能驚』。這種精神境界，就是人格價值追求的一些主張。宋代理學家講的『存天理，滅人慾』都與中華民族的人生價值觀互相呼應。我們認為，人的生命和人格價值如果和道德及人格發生矛盾，為了國家、人民和民族的生存，要勇敢地付出自己的生命。孔子的『殺生成仁』，孟子的『捨生取義』，就是中華民族立於世五千年而不倒的不朽精神。
人與他人關係，就是人講道義，能組織起來成為群體。孟子認為人有五類關係，謂之『五倫』就是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五種關係。這五種關係有十個角色組成，也就是古人提倡的『十義』，叫做『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義、婦聽、長惠、幼順、君仁、臣忠 』。這不是絕對服從，而是各有要遵從的法則。離開了這些準則，五倫就不復存在。所以中華文化中，人與他人的準則和規範就是『仁、禮、和、義、信』。孔子的倫理基本條款就是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。
儒家提倡『仁愛』，墨家主張『兼愛』，國家，民族，人與人之間做到仁，做到兼愛，社會就必定和諧。禮和仁是連結在一起的，所以孔子提倡『克己復禮』約束自己，達到仁的境界。『和』在中國社會很重要，古人主張『和而不同』。孔子說:『禮之用，和為貴』。孟子說:『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』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人們會產生各種矛盾，到底同歸於盡，一方壓倒另一方，或雙方和解而兩利，求同存異及和而不同，都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精華之所在。因此，我們言而有信，公正清廉，正是『信』和『義』的令 人信服的原則。
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，是中華民族關心社稷民生、維護民族獨立和保衛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。從孔子到屈原、范伸淹、顧炎武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，像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』『天下興亡，匹有責』都是中華民族對國家盡忠的錚錚言辭。忠於民族、忠於祖國、忠於人民是每一個公民的崇高而神聖職責。這種民族氣節，是中華民族和文化不可或缺的精要部份。
人與自然的關係處理得好，中華民族就能長存於世。孟子提倡『盡心知性知天』和『天人合一』說，及莊子主張『萬物與我為一』，都是提倡人與天地萬物合一，要順從自然，不要去破壞自然，讓自然生態失衡。周易大傳有這樣的話，『裁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』，就是要能動性地調節自然變化，協助萬物達到完滿的程度。這就是主張自然的職能和規律是不能去違反的，達到天人合一的中華智慧。
21世紀的世界，國與國、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經濟正走向一體化。通訊技術的進步和交通的發達，加速了這方面的交流和碰撞。人類在征服自然，抵抗生態失衡、環境污染、地球暖化、能源危機、食物短缺、人口增長、水資源等問題，除了在科技上尋求出路外，更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質，向自然取得一個平衡。我們要以中華文化，來改變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相對匱乏的精神生活，造成的文化素質下降，物慾橫流的現象。我們在追求物質和經濟增長的同時，要追求人的全面發展。
其實這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競爭激烈的時代，我們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，必須有高質素的國民。這包括了綜合知識質素和專業知識質素、品德質素、情感質素、智力質素和意志質素。創新的思維、傳統的人生觀和文化都是塑造民族未來的推進器。我們要以中華文化來糾正偏差，啟迪年青一代，弘揚群體觀念和愛國精神，樹立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，讓我們的民族在複雜的世界環境中獲得和平崛起和復興。
我們積極地弘揚中華文化有價值的合理思想，培養國民的精神品質和增強國民的智慧。弘揚中華文化，對中華民族的國民求真、行善、崇美德的人格完善，起了推動的作用。
